1. 罗马书 3章25节的意义与救赎的奥秘
罗马书 3章25节写道：“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；因为他用忍耐的心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”在这简短的一节经文中，蕴含了基督教神学长期以来反复探讨与辩论的救赎（赎罪）核心教义。使徒保罗宣告：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流血，人类得以从罪与死亡的权势中得到自由。然而，对于信徒而言，有时甚至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——“两千年前在各各他山上流的耶稣基督之血，究竟如何能赦免并洁净我今天的罪呢？”对不信者而言，这个疑问更是深刻。因为以人的理性去衡量，这“救赎的奥秘”常常很难被准确解释。
关于这一点，张大卫牧师多次强调，基督教的救赎教义关乎神那超越时空、永恒不变的能力，能够在一瞬间涤荡人的一切罪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遮盖了人类过去的罪，甚至未来将要犯的罪；表面上，这教导似乎略显不合乎理性。然而，福音所宣告的，正是“因着神的恩典而得的救恩”，而这恩典超越了人的理性与情感。《圣经》也多处证明，神的恩典在超越人的智慧之外真实地运行。保罗的教导亦聚焦于：不是靠“律法的行为”，而是通过“基督的牺牲和宝血”使我们因信称义。
事实上，“神用忍耐的心，宽容了人先时所犯的罪”，乍看之下，好像神暂时搁置了审判与公义，但最终却在基督的死之中同时彰显出神的义（Justice）与爱。在这里的重点并非“神的恒久忍耐”与“神的忿怒”彼此矛盾，而是：罪理应受到公义的审判，但那审判与刑罚并没有落在罪人身上，而是由耶稣基督自己承担了。这正是“刑罚代赎论”（Penal Substitution Theory）的基础，也同时昭示了神何等伟大的慈爱。
然而，人们常常不是仅仅通过理性来理解这份爱，而是在心灵的领受与体验中经历到真实的改变。在这一点上，“道德感化说”（Moral Influence Theory）所强调的“耶稣基督舍己的爱之故事，让我们在深深的感动中被改变”也不无道理，能相对准确地描述信仰的实际经历。与此同时，在基督教历史中被称为最古老的救赎理论——“得胜者基督论”（Christus Victor）或“古典救赎论”（Classical Theory of Atonement），则侧重于宣告基督粉碎了撒但和罪的权势，释放了整个人类，展现了宇宙层面的属灵争战之胜利。
如此看来，对于救赎教义的诸多视角，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，但都指向这样一个福音本质：人因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而得救恩。张大卫牧师在传讲福音真髓时，同样高举神那无条件的慈爱，也大力教导基督的宝血如何灭绝罪，并使我们得自由。同时他并不忽视《圣经》所清楚提及的“神的忿怒”与审判这一面，而是在宣告“超越审判的恩典如何生效”之时，亦正视神忿怒与审判的真实存在。
保罗在罗马书5章9-10节中提到“神的忿怒”：“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忿怒……我们作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，得与神和好……”。这暗示了罪人事实上与神为敌的状态。“仇敌”意味着一种似乎绝无和解可能的敌对关系。如果神只是一味倾倒忿怒，我们便毫无盼望。但罗马书3章25节以及5章9-10节所启示的福音核心，在于基督牺牲、流血所带来的和好，化解了这原本无解的敌对。所以，“基督的救赎工作”在这里成为一幕戏剧性事件：竟然将神的忿怒也在基督里转化成了爱。
在张大卫牧师的讲道中，“从神的忿怒中得救”这个主题经常被谈及。他提醒我们，不可因为过分强调神的爱就走向“无需忿怒”的极端，也要避免只指出人的罪、宣称“神只有忿怒”这样的极端。福音已经宣告“因基督的宝血，罪与死的权势都已屈服”，同时也呼应着“基督的牺牲能改变人心”（道德感化说）和“罪的刑罚在实际上已被代赎”（刑罚代赎论）这两方面。当我们理解并宣告这些，便更清晰地显明了罪的锁链已经被斩断（得胜者基督），福音由此更为丰满。
在福音书中，耶稣在世上传道时，已多次宣告罪得赦免。马可福音第2章中记载了耶稣对被人从屋顶坠下、无法行动的瘫痪病人说：“你的罪赦了”。当时的宗教领袖深感震撼，他们强调“唯有神能赦罪”，并指控耶稣亵渎神。然而，耶稣不但治好了这病人，更显明自己拥有赦罪的权柄，也籍此启示了他是谁。最终，罪的赦免在十字架事件中达到巅峰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，成就了他在传道中已不断展现的罪之赦免，并在他复活之后宣告：罪与死亡的权势已彻底被摧毁。
保罗所说的“我们要从神的忿怒中得救”，提醒人们罪的严重性：罪并非轻描淡写的小错，而是抵挡神的圣洁，理应成为忿怒的对象。然而，因着基督的血我们得以称义，就不再要面对这忿怒了——这便是福音的好消息。这正是救赎的本质，也是人绝无可能凭自己的功劳或努力获得的纯粹“恩典”。因此，每当张大卫牧师讲到此，便再三强调：“神会忿怒，却同时由自己承担那忿怒，好使我们心怀无限感恩。”
如此看来，罗马书3章25节可谓凝缩了保罗神学的精华。基督之死与流血对我们的功效，理性也许无法穷尽，但保罗却清晰地宣告：当我们借着信心领受这事实，就得以称义，而整本《圣经》都在见证这一宣告。旧约祭祀制度也基于“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”（来9:22）的原则，而耶稣基督作为真祭物献上自己，彻底完成了一切祭祀礼仪，正是基督教传统所教导的真理所在。
归根结底，对于“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的十字架之死，如何能洁净我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罪”这一问题，答案可在“神永恒的视域”中找到。张大卫牧师在讲道时也常提及：我们活在时间的限制中，但神却超越时空，“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，是不改变的”（来13:8）。因此，基督的牺牲对历世历代所有人都具有效力。而正因为这是“藉着信心”领受的救赎，每个人唯独凭恩典（Sola Gratia）才能得蒙赦罪，毫无可夸。
2. 三种主要的救赎（赎罪）理论及其神学含义
基督教历史中，对于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死如何成就救恩”这一话题，神学家们提出了多种理论。最常见的分类方式，将其归纳为三大类型：第一，“得胜者基督论”（Christus Victor），第二，“刑罚代赎论”（Penal Substitution Theory），第三，“道德感化说”（Moral Influence Theory）。这三种理论都试图阐明基督教的救赎教义，彼此关注点不同，但并非互斥或能完全取代彼此。许多神学家和牧者都认为：“这三种理论若能彼此调和，将能更全面、更丰富地理解十字架的救赎。”张大卫牧师也是秉持这样的综合视角，并主张教会应平衡宣讲这三个面向。
首先，“得胜者基督论”（Christus Victor）是最古典的救赎理论，又称为“赎价理论”（Ransom Theory）或“戏剧性救赎论”（Dramatic Theory of Atonement）。自初代教会起，此理论即已成为基督信仰告白的核心，因此也被称作“古典救赎论”（Classical Theory）。其要点在于：人类在罪与撒但的权势之下作奴仆，而基督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（ransom）将人类救出。“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”（可10:45）正是这一关键经文的依据。由此解释：基督借着自己的死与撒但展开属灵争战，最终得胜，释放了被掳的人类，借复活宣告罪与死的权势被永远摧毁。
这种观念把十字架事件视为发生在宇宙层面的“属灵大戏”。因着背离神而堕落犯罪的人类，被撒但掳为囚徒；撒但如同绑架人类要胁神的邪恶之徒。然而，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，好比付出赎金，夺回了人类，撒但因此遭遇决定性的失败。张大卫牧师在讲解此观点时，往往会强调：“耶稣之死绝非被动事件，而是主耶稣甘愿为我们舍命，以此积极拯救我们脱离撒但之手的解放行动。”这正是“斩断罪的枷锁，使我们从死亡与绝望的幽谷转入生命与盼望”的恩典性事件。
第二，“刑罚代赎论”（Penal Substitution Theory）在宗教改革家及正统神学思想中最为普及。它强调“耶稣基督替罪人承担了刑罚”，又被称作“刑罚代偿说”或“赔偿满足说”。神的公义要求对罪的惩罚；若由我们自己承担，只能灭亡。于是，耶稣替我们承担了刑罚，使我们在神面前得到“满足”（satisfaction）并因此称义。这理论力图同时维护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：在神不能轻忽罪的公义要求下，罪的刑罚确实被实行，却不是落在罪人身上，而是落在那无罪的基督身上；结果，我们凭信心得救。
张大卫牧师评价说：“刑罚代赎论在阐明基督教救恩之深邃奥秘，且以客观且司法性的形象作出解释，颇有独到之处。”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“成了”（约19:30）时，也可被理解为：人类欠下的罪债已经彻底偿清，律法对罪的要求已由耶稣一次性地承担完毕。保罗在罗马书中强调“借他的血称义”，即指出：透过“刑罚代赎”，罪人罪债得以免除，被宣布为义。因而，在教会历史里，刑罚代赎论一直享有强大的支持。实际上，许多教会的讲道与敬拜也频繁宣讲“耶稣的十字架替我们付清了罪价”这一信息。
第三，“道德感化说”（Moral Influence Theory）则是12世纪时由彼得·阿伯拉尔（Peter Abelard）系统提出，并在近现代不断发展变化。它强调十字架事件在人的内心引发的强大感化。耶稣基督愿意为罪人卑微降世、并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最高爱之故事，软化人的心，使人悔改更新，进而带出圣洁的生活。相较于“刑罚代赎论”的客观与司法性倾向，“道德感化说”更注重救恩的“主观经历”与“内心变革”。
对道德感化说也不乏质疑，例如，“如何处理神的忿怒？”、“若缺乏十字架客观的救赎功能，仅凭感动能否使人真正重生？”等等。感化说的支持者则回答：“罪人归向神，不仅是因为一纸司法声明，而更是当罪人切实经历神的爱时，才得以重新转向神。”换言之，“基督牺牲的爱所带来的强烈感动和震撼，会使人的灵魂得到医治与更新。”
张大卫牧师并不主张只拥护其中任何一个理论，而是指出：“三种理论各有其特殊作用，唯有彼此互补，才能更全面地彰显十字架的丰富意义。”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之死既是宇宙层面与撒但争战的胜利（Christus Victor），也是对罪的刑罚作完美代赎（Penal Substitution），并且是震撼人心的爱之极致（Moral Influence）。实际上，在众多教会传统中，信徒默想耶稣的十字架救赎时，若能同时体认到这三种层面，往往更能深切体会十字架事件的立体性与深度。
此外，教会历史上，不同时代往往有侧重点：有些时期更突出刑罚代赎论，早期教会对“得胜者基督论”更加熟悉，近现代则因个人主义与心理学的兴盛，更关注道德感化说。而回顾这段历史，可发现教会并不拘泥于某一理论，而是在坚守福音核心的前提下，因应不同时代与群体的需要，尝试多元表达。
张大卫牧师讲道时也常提到：“我们认信耶稣基督为救主时，一方面意味着从撒但权势下获得释放，一方面因罪的刑罚被代偿而心中踏实，另一方面则是当我体会到‘他竟然如此爱我！’时，内心被感动而更新。”换言之，这三种理论并非分割运作，而是互相补足，共同见证。当我们在礼拜中藉着诗歌和信息反复经历悔改与决志时，这很符合道德感化说所提的“内心被改变”。与此同时，通过对“基督宝血带来刑罚的结束”这一教理性理解，我们能得平安。而福音的宣告亦给予我们“基督已得胜”的宏大盼望。
因此，仅在罗马书3章25节这短短一句话中，便包含如此丰富的救赎含义并不令人惊讶。保罗称基督为“借着他的血、凭信所立的挽回祭”，我们由此直觉到：基督的救赎工作难以被某单一词句完全穷尽。从基督赢得胜利、到我们得到刑罚代赎、再到我们内心得着圣爱的感化，最终都在同一个交汇点上相遇：即“神在十字架上完全彰显了他的爱，而这爱能使一切信靠他的人得自由。”
3. 牧会应用与张大卫牧师在其事工中的救赎神学
上述三种救赎理论，绝不仅是抽象的神学讨论，它们在教会实际牧养、讲道及信徒生活中都具有直接影响。牧者必须向会众见证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事件”是何等真实且大有能力，并在宣讲时平衡地展现各理论所提供的不同面向。会众里，有人会因刑罚代赎论而获得深刻且确切的安慰，也有人会在耶稣之爱的故事中深受感动、悔改归正，还有人则因相信耶稣已胜过撒但和死亡的权势，从而在生活中获得勇气与盼望。
在牧养实践中，张大卫牧师非常强调救赎神学的应用。他在讲道与教导中，从不只把救赎事件说成是“过去的教义性事实”，更视之为“当下仍在我们生命中运作的活生生之事”。当他讲到“要把十字架的福音深刻印在每个人的心上”时，就表现了道德感化说的元素：耶稣在十字架上“成了”的呼喊，其爱的深度能动摇并融化罪人冷漠、刚硬的心。
同时，张大卫牧师也重视教会对“刑罚代赎论”的珍视。因为若没有“司法意义上的刑罚代赎”这坚实根基，就难以充分解释神的圣洁与公义。人的罪必须受刑，而这刑罚却由耶稣代受，这正是福音的关键所在。为此，他时常在讲道中强调：“神白白赦免我们的罪，是建基于耶稣所受的惨痛苦难。”这既是情感的呼唤，更是植根于神学根基与圣经真理的宣告。
此外，他亦认为“得胜者基督论”为信徒面对属灵争战注入重要力量。教会里的信徒依旧要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罪、抵挡撒但的诱惑，与世俗价值观抗衡。但“基督已得胜，我们已与他同得胜利”的认知，能赐给基督徒无比的胆量和盼望。对此，张大卫牧师会常常说：“我们之所以能赶走生活中的黑暗与惧怕，并战胜撒但的谎言，就在于我们相信并持守‘得胜者基督’所成就的伟业。”
在具体牧养中，许多信徒虽然宣称“我相信得救了”，却仍可能在实际生活里被罪咎感与恐惧、内疚纠缠。这时，张大卫牧师会再次提醒：“我们的罪不是被肥皂冲洗干净，而是唯有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。”这是与刑罚代赎论的重点相呼应。但他也同时呼唤：“请认真默想耶稣以舍己之爱爱了你”，给出与道德感化说相通的心灵触动。最后，他会带领会众重申：“基督的胜利已属于我们”，这又是得胜者基督论的激励性宣告。
正是这般“综合性救赎理解”，使教会所传扬的福音更为丰盛。回顾教会史，若极端强调任何某一理论，往往使信徒的视野变得狭隘。例如，过度侧重刑罚代赎论可能让人误解神是“冷酷的审判者”；只谈道德感化说，则可能弱化十字架客观的赎罪功能；只强调“得胜者基督论”，则可能过度聚焦于“属灵争战”而忽略个人罪的赦免与心灵更新。因此，张大卫牧师在其各样讲座、培训中都提倡：“这三种理论不应彼此孤立，而应在十字架福音的宏大框架下联结、互补。”
尤其在牧者及神学生的教育层面，他会提醒说：“若道德感化说只是流于煽动人类情感的肤浅激动式讲道，就有风险。”若出现此风险，则需“同时讲明十字架的公义面向——基督已替我们受刑”的刑罚代赎论。他也提到，向教会信众传讲“主已得胜，信徒无需惧怕当世环境”的宣告同样必不可少。教会需要综合这三条信息，好让不同处境的信徒，都能切实感受到“十字架救赎”与他们自身的关联。这也正是张大卫牧师基本的牧会理念。
现实生活中，背负痛苦的人们来到教会，往往带着绝望、罪咎、创伤或属灵压迫。有些人在“神是否会饶恕我这样的大罪人？”上挣扎，这就呼应刑罚代赎论的视角；另一些人会对“竟有如此爱我的神，我难以置信”这样的感动而悔改，这又是道德感化说的体现；也有人困惑于“既有神，为何世上依旧有苦难、疾病、死亡？我是不是注定要打败仗？”他们渴望“得胜者基督论”所带来的刚强与盼望。为回应如此多元的灵性、情感与理性需求，牧者就必须全面地阐述十字架救赎的各个面向。
张大卫牧师在其著作与各种培训事工中，也一直致力介绍这样的平衡救赎神学。在教会的小组或门徒训练中，一方面要牢固教导“因着耶稣的血，罪得洗净”这一确信；另一方面，也要让信徒反思：“我是否真因体会到这份爱而悔改？”同时，更要询问：“我现在是否仍被撒但与世俗价值所牵制？耶稣得胜的能力如今是否成了我生命的主宰？”这一连串提问，帮助信徒不仅满足于“我已做礼拜、参加教会”，而是将福音大能延展到人生所有层面。
在此过程中，教会的群体生活也让人们有机会彼此认罪、分享伤痛、经历医治与复原。如此，信徒便看见“十字架到底如何改变真实的人生”。从刑罚代赎论的角度看，“不再被定罪”的事实带来巨大释放与自由；在道德感化说的层面，则是“我这样一个罪人，竟仍被神所拥抱而不被弃”，令人动容地悔改；而在具体问题如家庭破裂、瘾症、中重度抑郁或属灵压制等难题上，“主已得胜”这一得胜者基督论的宣告，实际带给人坚实的勇气与盼望。当这几个层面彼此交织发挥作用，信徒就更能在生命各方面朝基督长成的身量迈进。
总而言之，罗马书3章25节所宣告的“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，是凭着他的血，借着人的信”不仅是一句经文，更是教会与信徒信仰的根基真理。其中内含的“得胜者基督”之解放、“刑罚代赎论”之司法宣告，以及“道德感化说”之内心更新，都真实并且丰富地指向一个真理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显明了神的圣洁与慈爱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永远得自由。
今天，依旧有人问：“为什么神不干脆直接饶恕我们的罪，还要以十字架的牺牲作为必要条件？”或者，“两千年前发生的十字架之事，怎么会对我现在有功效？”对此，教会需要结合悠久的神学研讨、教理以及活泼的群体经历与见证，来给予答案。张大卫牧师不断强调的，也正是这点：哪怕对十字架教理已理解、背诵得滚瓜烂熟，若“没有真正接受并体验到十字架的爱”，我们的灵魂依然难得真自由。因此，罗马书3章25节所说“借着耶稣的血而得的挽回与和好”，务必在每位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得以落实。
保罗提及的“挽回祭”之耶稣之死，正如他说的，是拆毁我们与神之间那道因罪与忿怒而生的隔墙之关键事件。也正是这个震撼人心的好消息体现了“福音”一词蕴含的深意。借着福音，我们了解到：当我们仍是罪人时，神对我们的爱已在十字架上预备好。这爱并不要求我们的功劳或成就，只要凭信、只要凭恩典（Sola Gratia）接受基督的牺牲，义的宣判就临到我们。当人真正体认到此时，其心就被感化，原本充满罪的生命得以更新。这正是道德感化说所言的内在改变，也是刑罚代赎论带来的稳固法理地位，更是得胜者基督论所宣告的得胜喜乐。
由此可见，教会承载着向世人传扬这美好福音的使命。这并非止步于智识讨论或神学课堂，而是要使信徒真实地活出“我已经在罪中得自由”、“我不再被定罪”、“神的爱何等浩大，融化了我的心”、“无惧撒但与世界，我在基督里已经得胜”的宣告。为此，像张大卫牧师这样，在牧养实践中努力让福音成为“鲜活的信息”，不断地被需要与强调。虽然关于救赎的奥秘，在教会史上从未停止过争论，但在任何时代，“十字架与复活”这耶稣基督的事件始终是福音宣讲的核心与根基。如今，当我们再次回到罗马书3章25节的宣告，教会就能更新成为满有生命力的群体。当这福音大能传遍世界各处，从死转向生的人们必不断地献上感恩和赞美。
因此，那能同时容纳三种理论视角的救赎神学，并非仅是一种学理或见解，而实实在在地改变人心、建立教会群体，并修复人与神之间被罪隔绝的关系。罗马书3章25节再次提醒我们：“神设立耶稣，借着他的血，凭信心作挽回祭。”无论过去、现在或将来，对一切在基督里得救之人而言，与神为敌的关系已变为和好。这正是福音的壮丽宣告。在这信息中，我们敬拜那位“得胜者基督”、我们的“刑罚代赎者”、并“用舍己之爱感化我们心灵的主”，同时也当更加殷勤地反省与默想，以使教会与信徒成为世界的光和盐。
愿我们都能握住这惊人的真理，也愿十字架的救恩在教会与信徒中显出真实的果效：使我们明白自己在罪中本该遭受忿怒，却被基督拯救脱离；使我们因罪得赦免在神面前毫无惧怕；也使我们因着基督无限的爱而悔改、更新，并能在属灵争战中因主的胜利而满有盼望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救赎的奥秘在教会历史中虽屡遭争议，但自始至终都是福音宣讲的中心；只要我们持定罗马书3章25节的伟大宣告，教会便能活出神赐的生命力。当福音大能传至地极，无数从死亡进入生命的人，必定不住地献上感恩与赞美！